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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多分合:中国不断改革耕地制度保障人民远离饥饿

来源:新华网 作者: 蔡敏 游览: 次 2014-10-07

 


   9月30日,黑龙江垦区红星农场的职工在收获大豆。金秋时节,黑龙江进入庄稼收获季节,垦区处处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。 新华社发(韩宏运 摄)

    新华网合肥10月1日电(记者 蔡敏)“再有不到二十天就要忙秋收了,又是一个丰收季,俺这1800多亩地至少要收170万斤稻子。”站在一望无边的稻穗边,安徽凤阳县后陈村81岁的老农陈兴汉忙着部署农机收割方案和接下来的秋种准备。

    “一季小麦、一季水稻,除了人员工资、化肥农药等投入,俺一年纯收入三四十万。这要搁在解放前,俺农民敢想么?”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农每逢收获季总免不了忆苦思甜。

    新中国成立之前,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陈兴汉一家还是为地主帮工的雇农。父母从早干到晚拿到的工钱养不活一家人,陈兴汉六个兄弟姐妹小时候都要过饭。八十多年人生岁月,这位老汉的经历“翻天覆地”。

    65年间,新中国顺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,进行了一系列农地制度重大改革和创新。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,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,到互助组、合作社集体经营,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再到如今本着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的原则适度推进土地流转。

    “这‘分-合-分-合’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史就是一部国家尊重农民意愿,积极改革创新,保障人民远离饥饿,推动土地收益不断增加的历史。”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。

    在旧中国,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。占农村人口不到10%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%-80%的耕畜和农具,而占农村人口90%以上的贫农、雇农、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%-30%的土地。

    水患频繁的淮河岸边,陈兴汉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没有一分地的雇农。“父母和家里大一点的孩子到地主家帮工,几个年龄小的孩子就外出讨饭。就这样,地主剥削太厉害,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饭。大哥在临解放前饿死了。”他回忆说。

    新中国成立后,农民的土地问题被中共中央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。1950年6月,中国公布施行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,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,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。

    资料显示,那时,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。“这是一次重大、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,它广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,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说。

    陈兴汉还记得,那时他家分了20多亩地,第二年就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。

    然而,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,以农民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显露出生产规模小、经济实力单薄、经营分散等缺陷,难以满足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料的要求,也难以让农民摆脱贫困。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再一次变革已无法避免。

    从1953年到1978年,中国农村进入互助合作直至土地集体统一经营时期。

    “农业合作化初期强调分批吸收各阶层农民自愿入社原则。可以说,初期的农业合作化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户互帮互助,提高了农业效率。但由于受当时急躁冒进的‘左’倾情绪的影响,农业合作化后期开始强制入社,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,同时还开始了严重脱离实际社会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。”社会学家王开玉说。

    “‘上工铃一响,农民把病装’,就是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。人民公社时期,个人干好干坏都一样,农民种地没了积极性,到处都能看到荒地,粮食严重不足。俺那时已经成家了,一家人有时二十几天靠野菜、萝卜、树皮填肚子,饿得头晕就扶着墙走。”陈兴汉告诉记者。

    离后陈不远的另一个村庄——凤阳县小岗村,1978年12月,18位农民以民间传统的按手印的方式,秘密决定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每家农户——实行“大包干”。这一改革得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“总设计师”邓小平的高度认可,随之获得中央政府的肯定,并被推向全国。到1984年底,中国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小岗村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。

    “分田到户”刺激了“大锅饭”时代农民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。小岗村第一年就大变样: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“救济粮”的历史,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。

   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随之进入黄金期,农民收入一度超过城市居民。

    时间进入上世纪90年代,随着城市化的发展,财政资金、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,农村成片土地抛荒、闲置,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年久失修,这些因素又推动土地新一轮合理流动。

    “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,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能致富,发展规模经营、实现产业联合是新形势下的新趋势。”当年“分田到户”带头人之一的小岗村民关友江说。

    2003年中国实施了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。该法规定,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,可以依法采取转包、出租、互换、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。

    关友江认为,村民们由当年打破集体模式“单干”到重新组织起来,把土地流转给大户耕种,不是开历史倒车。

    “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行政手段完全不同,小岗村及中国许多农村正在进行的改革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。并且村集体没有收回土地的承包权,租借合同一旦期满,土地承包权仍将归每家每户。和30多年前一样,今天的改革同样是为了摸索粮食丰收、农民致富之路。”关友江说。

    因为对土地和粮食的热爱,陈兴汉十多年前就开始流转土地搞规模种植。如今他已经成为经营1800多亩耕地的现代农场主,最先进的播种、收割机就有十多台。

    “过去分散种植,有的生产队40-50户人家一年也就收十多万斤粮。现在俺这一户一年就能收300万斤粮,大田耕种、机械化生产的确更出效益。”他说。

    年逾八十了,陈兴汉还想再扩大种植面积,他说:“俺就是疼农业。人没有粮食,钱再多也不管用。遇上好政策了,俺还想好好干几年,多产粮!”